刘少奇采取的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组织手段来制止毛泽东，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纠正毛泽东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、但是.1966年不是党的准则能起作用的时节。

　　毛泽东刚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，就发现事情有异。他也承认这一点。他可能喜欢这种混乱，他在1966年8月曾说要让这种混乱持续下去。然而，无论是他，还是其他任何人，都不希望因混乱造成伤一亡和破坏。

　　“运动来势很猛，我也没有料到。毛泽东在10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承认，“所以你们有怨言，也是难怪的。”

　　从1966年冬到1967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变事件。毛泽东对这些事件无法预料，它犹如闪电劈树。1968年到来时，用军事术语来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已成了解围战。

　　毛泽东的变化越来越大，已成为反左派人士。1965年至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刚拉开序幕时，他意在反对那些“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”(“走资派”的代用词)。

　　从1967年开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下一阶段主要是反对年轻的政治捣乱分子(极左派的代用词)，他们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风向已变。尽管《人民口报》还在鼓动造反，但字里行间却是告诫学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。在1968年10月刘少奇被正式

　　根据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忆，毛泽东经常告诉他的同事，通过延安整风，他结交了“几个亲密的并肩战斗的战友”:刘少奇、陈伯达、胡乔末、高岗、陆定一、彭真和周扬。除高岗在50年代被打倒之外，其余的人都成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受害者。

　　见王明发表在《蒙古消息报》上的文章，1974-06-1529免职之前，毛泽东的焦虑所在已由刘少奇的错误转向那些“红小鬼”的过失，他们打倒了刘少奇，要“立刻实行共产主义”。

　　这一转折点始于上海。上海几个好战的极左分子“夺了权”。

　　他们仿照1871年法国建立的乌托邦巴黎公社，宣布建立“上海公社”。毛泽东没有同意。

　　1967年2月，他召见了上海的两个“文化大革命”领导人:张春桥和姚文元。L刘张春桥原是报人，他的发迹全赖毛泽东一手提拔。长着娃娃脸的姚文元是御用宣传员，是他写了那篇《海瑞罢官》的剧评。

　　毛泽东几乎有点迫不及待，张、姚的飞机刚从上海起飞，他就不断地问自己的秘书飞机是否已经到达北京机场。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迎进他的总部。

　　他泼这两人的冷水。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，他说，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。

　　上海的“左”派们引用了毛泽东在“五四”时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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